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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坛巨擘******
作者：黄培昭
2022年12月11日是埃及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诞辰111周年纪念日，埃及举行各种活动缅怀这位文坛巨擘。刚出版发行修订本马哈福兹全集的开罗迪万书店窗明几净，马哈福兹的巨幅照片被绘制在书店醒目的玻璃窗上，书店门口显眼的位置摆放着新鲜上市、还散发着墨香的数十卷马哈福兹全集；位于作家出生地的马哈福兹博物馆也装饰一新，那里以增设展位、开辟特殊展览等方式，对一代文学大家表示纪念。
马哈福兹博物馆内展出的作家获奖词。黄培昭摄
1.阿拉伯文学的巅峰
马哈福兹是迄今为止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唯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虽然距离198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了34年，但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至今依然在埃及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畅销。马哈福兹因此享有“阿拉伯文坛巨擘”“阿拉伯小说旗手”“阿拉伯小说巨匠”甚至“阿拉伯文学之父”的美誉，代表了当代阿拉伯文学创作和艺术水准的巅峰。他的小说被评论界视为阿拉伯小说的“金字塔塔尖”。
“（马哈福兹）作为阿拉伯散文一代宗师的地位无可争议……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都达到了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瑞典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颁奖辞这样写道。颁奖辞还赞扬马哈福兹“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显示了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风格”。
马哈福兹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通过口授坚持创作。他究竟创作了多少作品？对此人们说法不一。笔者根据迪万书店刚出版的马哈福兹全集所附的列表，发现他共创作了55部作品，除了第一部《古代埃及》是译自一位英语学者的学术著作外，其他都是文学作品，其中长篇小说34部，中短篇小说集17部，散文4部（《古代埃及》也宽泛地被视为散文作品）。
马哈福兹的代表作有史诗般的家族小说“开罗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还有《平民史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和《尼罗河上的絮语》等。此外，他的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搬上银屏，其中一些是马哈福兹本人亲自操刀改编的。
埃及纪录片制作人哈希姆·纳哈斯介绍说，马哈福兹是埃及第一位为电影撰稿的作家，他参与了25部电影的创作和40部电影的制作。这些作品包括他直接写的电影剧本、与他人合作创作的电影以及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等。
阿拉伯文学评论界认为，就文学成就而论，马哈福兹可与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雨果等相提并论。西方学者对马哈福兹也是赞誉有加，《伦敦书评》甚至说，马哈福兹“不单是雨果和狄更斯，还是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和左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指出，“马哈福兹不逊于任何一个你能说出名字的欧洲文学大师”。
这些评论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就马哈福兹创作内容的思想性、时代性，以及对人性的关注、对民情的体察、为民众发声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风格而言，确实与上述大作家多有一脉相承之处。难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马哈福兹的颁奖辞中指出：他的作品“总体上是对人生和人性的烛照”。
埃及书店里的马哈福兹作品。黄培昭摄
2.小胡同走出大作家
1911年12月11日，马哈福兹出生在埃及开罗著名爱资哈尔清真寺附近的杰马利亚老区一个中下阶层家庭，杰马利亚属于开罗侯赛因大片区，那里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同时也是一个相对贫困和杂乱的地区。
马哈福兹的父亲，名叫阿卜杜勒·阿齐兹，曾任政府部门的低级工作人员，后辞职经商。埃及《文学报》等媒体报道说，马哈福兹出生时母亲难产，幸亏得到当地有名产科医生马哈福兹的帮助，他才得以降生人间。阿齐兹便以这位产科医生的名字为儿子取名，以示对医生的感谢之情。
整个童年，马哈福兹就在这个简陋而充满着邻里温暖的社区度过，他后来小说的主要灵感也来自这个社区，他把那里发生的故事提升到了人文主义文学的高度。马哈福兹就读的小学就叫“两宫之间小学”，他后来的“开罗三部曲”中的一部就取名《两宫之间》（又译《宫间街》），可见童年生活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之大。1924年，马哈福兹随家人一起，由侯赛因杰马利亚老区搬到阿巴西亚区居住，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1934年，马哈福兹从开罗大学的前身——福阿德一世大学哲学系毕业，先是留校任教，后来分别在埃及宗教基金部、文化部、文学艺术部和社会最高理事会就职。这期间，他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业余时间完成的，直到退休后应聘为《金字塔报》专栏作家，他才开始专注于正规的专业创作。
最初，马哈福兹涉猎历史题材，体现在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的《命运的嘲弄》《拉杜比斯》《底比斯之战》三部历史小说中。《命运的嘲弄》的故事梗概是，法老一天得到神谕，说王位将被一个平民出身的人获得，于是法老一路追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然而，命运之神却使婴儿巧妙躲过杀身之祸，并出落成英俊潇洒、智勇双全的法老禁卫军官。他武艺过人，还在平定叛乱中屡立战功，赢得了法老女儿的爱情，最后成功继承王位。对法老来说，他的遭遇，可谓命运的嘲弄。
但马哈福兹的历史小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也许对马哈福兹来说，历史小说只是试笔之作，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发轫之举，之所以创作历史小说，一是他对令埃及人引以为豪的古代法老文化感兴趣，二是受了他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古代埃及》的影响，决定写写自己想象中的古埃及社会。
第一阶段的写作即历史小说的写作未获满意结果，马哈福兹很快总结教训，开始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转入以书写现实为主的第二创作阶段。这一阶段也被评论家称为作者的中期创作阶段，时间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
他中期创作阶段的作品，以194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新开罗》为“当头炮”，以“开罗三部曲”为代表作和高峰，这一阶段是马哈福兹创作生涯中最辉煌、成就最大、最受评论家肯定的时期。《新开罗》是马哈福兹创作发生转向的标志。小说描述了三个年轻大学生不同的人生道路，虽然他们的遭遇迥然不同，但无情的现实让他们身心疲惫，体味到金钱与权势的罪恶。小说受到读者的喜爱和业内好评。
《新开罗》一炮打响后，马哈福兹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继续前行，在其后几年间连续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如《罕哈利利市场》《梅达格胡同》《始与末》《海市蜃楼》等。小说聚焦殖民统治下的开罗中小资产阶级和下层贫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作者对普通民众深深的同情、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罕哈利利市场是开罗当地著名的传统市场，作者以此取名，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居住在此的低级职员阿基夫的生活困境。小说注重心理描写和主人公的情绪变化，入木三分地挖掘了阿基夫内心的矛盾和弱点。通过马哈福兹的成功塑造，一个虽然善良憨厚、对欺诈和社会不公等现象疾恶如仇却又怯懦怕事、无力反抗的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
埃及的一些评论家指出，幼年时，马哈福兹经历了埃及1919年革命，他意识到爱国主义的价值及其对群众心灵的影响。这体现在他对社会正义及其与个人自由关系的看法上，并集中反映在他于1917年至1944年所创作的“开罗三部曲”里。三部曲代表了马哈福兹的文学最高成就，至今仍被视为阿拉伯文学长河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是当代阿拉伯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
“开罗三部曲”通过一家三代人的命运起伏，生动描绘了20世纪上半叶埃及的社会变迁和历史演变，每一部侧重刻画一代人的生活，并以每一代人居住的地区作为该卷的书名，颇似一幅恢宏壮阔的埃及风俗画卷。浓墨重彩的笔触，史诗般的全景式写法，使“开罗三部曲”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即因其深刻的意义和游刃有余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深受好评，并于1957年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这也是后来马哈福兹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代表作品。
3.新现实主义风格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去世，是马哈福兹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即后期阶段。这一时期以1959年作者在《金字塔报》上连载的新作《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为开端。进入60年代，马哈福兹的文学创作更显斑斓多彩，尤其在文体风格上变化多姿，在坚持现实主义、固守阿拉伯文学传统的同时，他也大量糅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诸多艺术元素和手法，如象征、隐喻、意识流、荒诞派、结构主义、表现主义乃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新现实主义风格。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小偷与狗》《乞丐》《鹌鹑与秋天》《尼罗河上的絮语》《米拉玛尔公寓》《伊本·法图玛游记》《镜子》《平民史诗》和《千夜之夜》（又译《天方夜谭续》）等。这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和政治、社会风云，有强烈的现代感和忧患意识，艺术手法丰富多变，更臻纯熟。
1994年10月14日，马哈福兹83岁高龄时，在开罗尼罗河畔自己家附近，被极端分子穆罕默德·纳吉用刀刺中了脖子，虽然及时送医进行手术保住了性命，但出院回家后，他的右臂神经受损，手几乎完全拿不住笔，每天只能写几分钟，文学产出从此锐减。
2006年8月30日，因心肌梗死，马哈福兹以95岁高龄辞世。翌日，埃及为他举行了两场隆重的葬礼。上午的是民间葬礼，喜欢马哈福兹的开罗市民在侯赛因清真寺对他进行悼念。官方葬礼在午祷后举行，地点是纳赛尔城的拉什丹清真寺。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总理纳齐夫率领数百名文艺和宗教界人士出席，庄严地送别一代文坛泰斗。
在惊闻作家去世后，穆巴拉克发表声明，称赞马哈福兹是“埃及思想和文化的旗帜，天才的小说家，闪光的思想家，他以卓越的创作，将阿拉伯文化和文学带向了世界”。时任总理纳齐夫也说：“马哈福兹是当代阿拉伯文学的脊柱，他的作品扎根现实，再现了埃及的社会变革史。”
阿拉伯文学评论界认为，马哈福兹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是他对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阿拉伯传统文化培育了作家深厚的文学底蕴，同时，马哈福兹也对西方名著广泛涉猎，多方汲取营养，两者的融合造就了一代经典文学大家，使马哈福兹获得了阿拉伯“文学旗手”和“小说巨匠”的地位。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3版）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 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 摄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古希腊酒杯。视觉中国 供图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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